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原董事长何林夏近日被捕，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地震甚至一定恐慌。

何林夏是谁？他对广西师大出版社有何贡献？他平时为人如何？他的被捕会导致“理想时代”落幕吗？特发三篇权威文章，全面详细解读。

广西师大社崛起的秘密| 专访何林夏

“为什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广西师大社”）发展得这样好”？某知乎网友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出版人心中的疑问。

　　地处文化资源并不丰厚的广西桂林，依托一家地方性师范院校的广西师大社并没有什么先天性优势，然而近年来它所取得的发展成绩却令业界瞩目。2014年，广西师大社出版新书1184种，重版重印2163种，印制图书总数0.97亿册，图书造货码洋14.04亿元，发行码洋9.33亿元，销售收入5.58亿元。

　　在2014年第三届“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评价”公布的数据中显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全国580多家出版社中排名第12位，总体经济规模在全国大学出版社中排名第10位。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广西师大社共有89种图书获奖,上榜155项次。尤其是其经典文化品牌“理想国”、“新民说”等，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在国内，能够将图书品位与商业诉求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出版社可谓凤毛麟角，广西师大社就是它们中的一员。正是文化与商业的良好融合成就了广西师大社在读者心中的金字招牌。而对于从2008年开始担任广西师大社社长的何林夏来说，这种融合其实是广西师大社和他一贯的追求。

　　初见何林夏，很多人会被他身上的文人气质所吸引；接触多了，更会被他的学识所折服。拥有历史文献学专业背景的他，出于对图书热爱，离开执教12年的大学来到了出版社。从一名普通的编辑，一步步走到社长的位置。在历任领导班子和他的带领下，广西师大社在学术出版领域屡创佳绩，珍稀类文献图书更成为了广西师大社的一大重要板块。对人文学术的追求不仅为广西师大社带来了国际声誉，也为广西师大社的图书出版定下高标准的基调。这种基调，得到了出版业界的认可，也赢得了市场与读者的肯定。

　　在工作中，何林夏有着超乎常人的专注与执着。在他看来，无论是出版还是管理，周围的环境都充斥着太多的喧嚣，他的理念就是剥去表面的浮华，还原事物的本质。这种还原，使得他对大局的把握更加自信与从容。他不会避谈传承的重要性。他不会贸然跟风，尽管跟随潮流更为轻松。在交谈中，你能感受到他敏锐的思维下所隐藏的锋芒。这种锋芒，使得他作为一个出版人理性而坚定，思路清晰并勇于付诸行动。

谈领导班子：传承

　　对于广西师大社来说，先天优势的缺失，并没有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桎梏。成立近30年来，其不断积累的出版实力与良好的市场口碑便是最好的证明。在何林夏看来，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广西师大社多年来清晰的发展愿景和一以贯之的工作思路。

　　何林夏将广西师大社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6年-1998年，广西师大社从无到有，从默默无闻发展到在教育出版领域小有声誉。第二阶段是1999年-2008年，广西师大社从单一的教育类出版社成长为综合性的跨地域、跨领域发展的出版集团。第三阶段则是从2009年至今，出版社完成转企改制成立集团公司。

　　对很多国企而言，长时间的发展往往伴随着领导者的频繁更迭，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在广西师大社出现。在长达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包括何林夏在内，广西师大社严格意义上只经历了四任社长。领导班子的稳定与团结，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广西师大社工作思路的一致与连贯。

　　2008年，何林夏担任社长，面对媒体对新任社长新思路、新举措的惯常提问，他的回答是：“萧规曹随、与时俱进”。这在当时还不能够为一些媒体所理解，因为这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惯常思维是大相径庭的。

　　对此，何林夏表示，在现有的干部任用体制之下，工作思路上的稳定与一致，对出版社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我们很多项目有大投入、大积压、长效益的特点，如果没有着眼长远的考核制度，那么编辑年度考核就会面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问题，考核很难过关。如果领导班子不稳定，三年一小换、五年一大换，不能长远规划，出版社就不敢做大的项目，图书的质量也难以得到保障。”

　　从近年来广西师大社在重大项目开展上所取得的成绩来看，何林夏所言不虚。2014年，广西师大社申报的“编辑部改革背景下区域性高校学报平台建设”成功入选“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华文化东盟多语种全媒体传播平台”稳步推进。截至2015年初，广西师大社已完成11种入选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十二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重点出版规划、国家十年重点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的图书出版工作。

谈市场化：自我裂变

　　广西师大社管理思路的一致与连贯性保证了其自身发展的持续性和平稳性。2009年广西师大社迎来了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自我裂变”的基础上改制成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公司；原出版社内部的编辑室和出版中心被改组成为分社并逐步改制为公司，进一步明晰了各分社公司的权责与利益，从而大大激发了发展活力。

　　广西师大社良好的发展态势，也让很多人开始关心其长远规划。对此，何林夏给出的答案简练而干脆：“交给市场”。他以闻名业界的“广西师大社发展模式”为例解释说，2000年，广西师大社在北京成立了贝贝特公司，随后又在上海、广州、南京、南宁成立分子公司。这一跨地域、跨领域的发展模式被业界称为“广西师大社发展模式”，其实这个模式的诞生完全是广西师大社“内涵发展，自我裂变”的结果，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市场的选择。

　　他认为有关广西师大社的未来规划，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之下，交给市场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他并不回避市场所存在的风险，但他同样认为任何一个企业和产品都应该接受市场的检验。包括“理想国”、“新民说”这样的图书品牌，只有获得市场认可，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谈尊重员工：社随人变

　　在广西师大社的内部管理上，何林夏一直认为，出版属于文化创意产业，对出版社的管理不应该是僵化的，而应该是灵活的、富于人性化的。因此，他上任后继续坚持出版社一贯以来的做法，对广西师大社的工作人员，尤其编辑人员，给予了很高的自由度，以保障编辑的创造力不受影响。当年，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喜欢夜间工作，广西师大社就修改了作息制度，允许有5年社龄的编校人员可以坐半天班，这样一些编校人员中的“夜猫子”白天就多些休息时间，为晚上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广西师大社的人性化不仅仅体现在内部管理上，也表现在人员分工与安排上。何林夏认为，出版社的事情是跟着人走的，“有这样的人就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人就没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创意产业所谓的“社随人变，事随人走”。“之所以在北京、上海成立公司，是因为北京、上海有这样的人，他适合做这样的事。为什么在广州、南京只做区域教育市场呢？因为那里的人就是适合做这个市场。”何林夏这样说道。

　　作为性情中人，何林夏率性而随意，这有时会给别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尴尬”。比如在一些场合表达自己对的人性化管理理念的理解时，有时会在无意中与他人相左。

谈品牌：坚持与责任

　　提到广西师大社，必然绕不过“理想国”、“新民说”这两个文化品牌。2010年开始打造的“理想国”如今不仅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图书品牌，更成为一个高端、立体的文化品牌。2013年“新民说”，更是立足于法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领域，以图书出版为中心，搭建起了与读者互动的平台。

　　对于这两个品牌的意义，何林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这两个品牌是出版社在多层次上对社会和读者的回馈，即以思想和观念的交流推动社会进步，用积极向上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影响年轻一代，形塑社会，这正是出版人的理想和文化担当，也是出版社对出版宗旨——开启民智，传承文明。”

　　这两个品牌的诞生，何林夏认为更多是经过长时间耕耘的结果，是广西师大社近十余年在学术人文类、思想文化类图书领域不断探索，积累下来的财富。同时他认为一个品牌，必须要得到市场的承认。如果没有市场的检验和支撑，一切都是空谈。

　　何林夏也多次提及，广西师大社的发展，也离不开广西师大的支持。“自出版社成立至今，学校没有向出版社派过一个干部，出版社的领导都是由出版社自己培养，学校考核任用。这在全国，恐怕没有第二家高校能做到，也很少有出版社的主管、主办单位能做到。有的人鼓励我们说：‘广西师大出版社创造了中国出版界的奇迹。’其实，如果说有奇迹的话，那是广西师范大学创造了一个奇迹。”

　　（本文转自出版商务周报微信公号，有删节）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上年纪的人都知道中国有个农民叫禹作敏，再后来都知道中国有个厂长叫褚时健，现在的中国出版界都知道有个社长叫何林夏，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坐牢”。

在这个年代，“坐牢”不是一件难事。所以，我们对某某因为某某罪而进某某地（宾馆、看守所、监狱、或是某个谁也不知道的建筑里等）并不关心，丧钟为他人而鸣。我们只需要调好自己的自鸣钟，早上起床，晚上平安到家，就是幸福生活了。如果我们有亲戚朋友进了监狱，我们才会奔走托关系。这样的程序正好入了电信诈骗的瓮。据说，在押人员家属被电信诈骗的成功率最高。为什么不是请律师呢？有个不是常识的常识：祈祷比请律师更靠谱一些。

因为和何林夏有过一面之缘，所以今天听到他被广西检察院以受贿罪批准逮捕的事后竟然有一种“朋友”的感觉——我敢保证他可能甚至不记得我了。作为一个广师大历史教授，他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区域文献和区域文化及古籍整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他听说我们书店藏有其中很可能是费孝通手稿的一批地方文献而特地从桂林赶到贵阳来的。中午，在书店就近的一个酸汤鱼店五个人吃了两百多元。他不喝酒不抽烟。在火锅桌前，我对何林夏说：“你一个全国知名的社长，我压根就请不起；既然你来了，我就认定你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而来的，所以我也不装着我是商人了。”他哈哈大笑，说：“这就对了。”整个下午，他一边仔细翻看文献，一边和我们商议如何抢救。我对文献学是外行，但从他的娓娓道来中我还是有种强烈的感觉：这真的是一个有情怀、有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

正事完了难免闲聊，难免会涉及他的“官员”身份。他说，他已退居二线，正在打算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重新拾起笔，做他最想做的事。谈到出版这块，我说我很怀念同是广西的漓江出版社，我的外国文学的启蒙大多拜赐于他们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了。他笑道：一个出版社出好书是它的义务和责任。听罢，我就想：在中国，对“好书”的判定是极具风险的。高华的《历史学的境界》、纪录片导演张赞波的非虚构作品《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记事》、《余英时文集》十卷版以及你们出版社“带着镣铐跳舞”出版的章诒和、贺卫方“带着缺胳膊少腿”的《四手联弹》在我们心目中是好书或不错的书，可是······在更多的出版社，郭敬明、于丹就是码洋保证，那是他们心目中的好书。你们能成为雷颐口中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已经成为我们知识界、学术界一个共有的家园。”是一种境界，一种担当，也会是一个靶子。想想和他不熟，就把这个不详咽了回去。

果然······此时不合时宜地傍一个“过气的大咖”是一种愚蠢。我应该为何林夏的被捕而高兴才对——虽然我知道中国法制逻辑“不出事是雷锋，出了事就是雷洋”——我终于又可以活在幸福中了。

（作者：秋蚂蚱，来源简书，有删节）

他被抓了，“理想时代”会落幕吗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原董事长何林夏（正处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官方发布的这一消息，很快在朋友圈流传扩散，伴随着各种意味深长的唏嘘声。

很多人也许没听过何林夏这个名字，但可能知道近年来知名度颇高的“理想国”“新民说”等图书品牌。而何林夏，被认为是系列传奇的缔造者。

　　把人文社科类图书，甚至不少带学术性质的图书，打造出畅销书般的影响力，何林夏在出版行业的能力毋庸置疑。这些图书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尤为知名，他本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影响力也可以想见。所以他的被抓，引起知识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虽说出版也是一门生意，但图书毕竟不同于普通商品，人们通常相信“书如其人”，要做出有理想情怀的图书，出版人没有起码的理想情怀不行。

　　而从“理想国”到“新民说”，这些图书品牌都散发着浓郁的人文理想气息。如今一手打造这些品牌的“掌门人”因受贿被逮捕。受贿行为和“理想国”书系释放出的理想和人文气息，存在很大的落差。从人情常理的角度，很多人会觉得意外，这种感情的自然反应可以理解。

　　这当然不是为何林夏做无根据的辩护。但，即便不考虑他著名出版人的身份，以一个普通公民身份考量，相关部门后续也要拿出过硬的证据，让人看到对他的处理罚当其罪，而不是存在其他因素影响。

　　很多人之前只听过、读过“理想国”的书，对何林夏其人并不了解，现在表达的惋惜之情，不仅是针对一个优秀出版人，也是对那些优秀的出版物。大家担心曾经掌门人的出事，会不会象征着“理想时代”的转折。

　　因为之前坊间就有流传，说很多“理想国”书系被搁置出版，这是以讹传讹还是存在别的隐情？如今“理想国”书系曾经的掌门人被抓，是巧合还是“被巧合”？

　　如果何林夏确实存在受贿行为，当然不能因为他曾经打造众多优秀图书而免责。但重要的是，无论人还是书，任何的指责或者追究，都应放在阳光下，置于法律的框架中。

　　何林夏个人的问题，有待检察院后续的依法办案和信息公开，以消除外界的疑虑。如果受贿确有其事，也有必要弄清楚，这纯粹是他个人贪欲，还是拓展业务过程中，因规则不清晰或身处灰色地带而导致的。个人的责任不容开脱，但厘清原委，或许对出版行业的健康发展更有好处。

　　很多读者更关心的还是那些优秀图书品牌的命运。“理想国”等书系过去的成功，说明其广受读者和市场欢迎，这是对图书品质最好的裁定。一套书好不好，对社会是不是有积极意义，不能凭某个人或部门的主观好恶，只要不突破基本的法律底线，就因任其在市场竞争，接受读者的检验。

　　希望出版社和主管部门更敬畏读者和市场，既不因人而非书，也不因书而非人。

　　但愿一个“理想时代”，不会就此落幕。

　　（本文转自凤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