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文 发自华盛顿 苏琦/编辑

我的朋友James前两天上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尽管极不情愿。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James是个很有名气的大律师，年初他代理了一个案子，涉及到一个华人教授和他的一个前美国雇员。私下里，James告诉我这个华人教授秉性乖戾，他的美国雇员脾气也没好到哪儿去。

华人教授开了一家公司，生意不错。后来他与一个美国高管雇员之间产生了很深的嫌隙。高管雇员欲将公司占为己有，于是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指控华人教授，华人教授的财产被冻结，一通调查后，尽管教授未被定罪，但是他无法打理公司业务，公司最终如愿成为美国高管的囊中之物。

近来，特朗普在贸易上围堵中国弄的鸡飞狗跳，中美贸易战山雨欲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加征关税百试不爽……，这些激发了高管雇员的代理律师的想象力，认为大势和舆论皆可为他所用，于是心生一计，打电话到NPR报料，以华人教授一案为例解读美国的国家安全之忧。

James很生气。他对我说，中国人确实有窃取知识产权的，确实有违法犯罪的，但这个高管雇员是为了自己巧取豪夺的目的而诬陷，这是不可以容忍的。

在美国，为了国家安全而对特朗普围堵中国的行为进行容忍变成了日常。

5月25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根据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7170亿美元国防授权法案，美国政府将被禁止购买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机，全球最大监视摄像机制造商海康威视等几家中国公司被点名。几个月前，在所谓“公众负面疑虑”的敦促下，美国密苏里州陆军基地伦纳德伍德堡移除了5个海康威视生产的监视器，虽然美国军方自己也说，完全不认为这些监视器存在安全风险。

文章下面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评论说，It is about time. Better safe than sorry.（是时候了，安全比吃后悔药强。）

从华为到中兴到海康视威，基于美国国家安全考虑围堵中国技术的链条还在继续延长。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会加剧到什么程度？我去请教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他说，双方竞争在加剧，甚至可能接近于互相冲突，但与19世纪或20世纪不同，现在主要大国间的竞争是彼此争夺全球经济的权力杠杆——控制规则和制度，标准、商业和技术，冲突的焦点不再是军事角力或领土扩张。

在这一竞争中，在刘易斯看来，创造新技术的能力起关键作用，尤其是信息技术，这是鉴于其对政治，安全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言。技术和创造新技术的能力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关键要素，中美关系中有紧密的商业合作，同时政府间深度互疑，这一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紧张的局势。

这让我想起有一本书《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 One Family's True Life Adventure in the Global Economy），是一个美国女记者试图在生活中摒弃中国货最后失败的尝试，她感慨，最终我们必须找到与世界接轨的方式。

特朗普围堵中国技术，各种打算，最后可能也要同样感慨，美国必须找到与中国接轨的方式，因为这是现实的世界，也是世界的现实。

（中美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在于，双方的底线互相有无重叠区。图/金焱）

特朗普的算盘

特朗普的算盘上并没有中兴通讯这步棋，是中兴自己送上门来的。

特朗普的算盘上本来有的棋子是，对进口洗衣机和光伏电池及组件征收保障性关税，援引1962年的一部贸易法的“232条款”征收钢铁和铝关税，他的最新一步棋是用同样的条款着手对进口汽车、卡车和汽车零部件发起调查，以征收汽车关税。

在所有这些关税幌子的背后，特朗普的胜算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部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对我说，在美国，特朗普点燃了整个社会的期望，认为在减少双边贸易逆差、窃取知识产权和中国制造2025等问题方面，他会取得重大突破。现在人们在翘首以盼特朗普会将此一一兑现。

特朗普有胜算的把握是因为他有社会基础。

美国持续数十年的政治极化催生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深度怀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对大的机构没有信任，对全球的精英都不愿苟同。这种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态度又与“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口号互为注脚。

在数字时代，国家安全与技术，创新，与国际较力密不可分。中美竞争在此时展开，国家安全的焦点集中于技术转移和网络空间的安全。特朗普发现“美国优先”的治国策略特别好用，更为顺手的是四处扣“国家安全”的帽子，华为、中兴等率先实现全球化的中国企业有意无意地成为靶子。

更方便的是，由于自己愚蠢的失误，没有履行承诺采取行动解决问题，中兴自己当了一个好靶子。

中兴通讯事件汇集了中美戏剧性冲突的要素：中美观念的差异、信息的错位，两大强国间彼此激烈的竞争、双方在技术角逐中暴露出的力量失衡，对未知的恐惧等等。在微信上，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则对我直言说，“我觉得迄今为止，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兴了，这个问题能解决，中美就应该不会开战。”

中兴被放在这样的高度我多少有些惊讶。屠新泉解释说，中兴事件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标志，它对中国的杀伤力最大，对美国的反作用力也最大——所谓杀伤力是指，美国的确处于上游的有利位置，可以对中国的经济利益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同时，这也会极大打击美国作为全球价值链合作伙伴的可信度；杀死中兴就是切断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中国依赖美国其实是美国的优势。

在中兴问题上，上周特朗普非常高调地把立场放软，突然宣布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合作拯救中兴通讯。舆论哗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直接撰文抨击质疑，特朗普正出卖国家安全，以换取中国的贿赂?结果是国会通过一份修正案，限制总统放松对中兴的制裁。

中国的吃瓜群众于是迷糊了，在美国的分立制衡制度设计中，落实到中兴的具体个案，到底最终谁有裁决权法行为？

最早是美国商务部对中兴激活拒绝令，特朗普又告知商务部落实“拉中兴一把”的决定。美国商务部怎么办？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美中经济问题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向我解释说，商务部长可以自行更改原来处罚中兴的决定。但是，国会如果有足够多的选票，国会可以否决商务部长和特朗普救中兴的决定。不过话说回来，国会如何行动迄今为止并不妨碍特朗普政府拿中兴和中国做交易。在国会要走完从国会下面的委员会到众议院、再到参议院的程序。

史剑道说，特朗普政府这会儿正努力说服国会，对中兴就是掺了水的制裁，打击力度也足够大。但为了说服国会，特朗普可能会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已经达成的协议之外再做让步，以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产品。

特朗普在中兴事件上的胜算到底有多大？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Squire Patton Boggs LLP）国际贸易联席主席弗兰克·塞莫利兹（Frank Samolis）告诉我，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做为总统的特朗普近乎拥有无限权力。但若要用到这一法案，特朗普需要证明挽救中兴的行动是合法的，这涉及到繁复的法律程序；更重要的是，对特朗普来说，这将是一场政治灾难，他刚说要放中兴一马就带来了两党的强烈反对，以后他肯定在中兴事件上会更小心翼翼，起码不会赌掉自己的政治资本去救中兴。

对特朗普来说，中兴是他与中国讨价还价的胜算筹码。周五25日黄昏时分，传来让中兴恢复业务运营的协议已达成，根据协议，中兴通讯将会放弃其管理团队，聘请美国合规官员并支付罚款。

（网络空间的竞争加剧了现实世界的较量。图/金焱）

就算是美国，闭门造车也很难

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前白宫官员。当时他夹裹在纽约街头的滚滚人流中。我问，哪个是他？朋友说，长得有点像小电影明星的那个。

前白宫官员风流倜傥，和我们讲起他去迪拜的经历。说他在那里看到新推出的华为智能手机，非常惊艳，把玩了半天，最终也没有买，因为他记起华为手机在美国基本是被禁的。美国大型运营商不敢支持华为手机，所以就算他买了，一出现问题也找不到售后设备支持。

华为手机进军美国的悲剧只是华为在美国发展各种坎坷的一个缩影，此前有华为和思科长达十年的对垒，对打虽然似乎没有输赢，结果却基本被市场绑架，而华为也从此成为美国国会议员长期怀疑的对象。

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直接得出结论，说华为和中兴通讯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因为它们试图获取美国公司的敏感数据。2016年，安全调查人员在华为和中兴的某些手机上发现了一个预装软件，其中设置了每隔72小时把手机上的所有短信发回中国的后门，这为美国政府对华为的不信任提供了潜在证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FCC）上个月更直接针对华为一致投票，阻止接受联邦政府补贴的电信运营商使用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供应商。

华为在美国总有点儿时运不济。

我的一个美国朋友能量很大，两年前她请我参加一个大型活动，她出面请来了时任副总统的拜登。一年前她的公司突然转型做网络安全咨询，这一转型让她如释重负。此前她曾长时间焦虑不安，不知道应向何处转型，她对我说，现在看来往国家安全上靠，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互联网靠光线宽带等基础设施的支撑，也靠引发网络热议的联想5G投票等标准的设定。在网络的发展创新过程中，中国和美国都发现，各种跨越国界和主权的全球性数据流动带来很大的挑战。

放在美国国家安全的背景下，中兴、华为、联想等中国科技企业被指责以惠普，思科和微软等美国科技巨头作为踏板进入美国联邦系统。联想和华为因向美国公司提供各种硬件产品，被认为有“网络间谍”的风险。中国组装了全球大部分消费电子产品和商业电子设备，一些国会议员指责中国一直利用这个制造能力搞商业间谍活动，以提高企业竞争力。

美国网络风险管理公司Sera-Brynn曾在美国网络安全市场研究公司Cybersecurity Ventures发布的季度全球网络安全企业500强的名单中挤入前十。几个月前其首席战略官Heather Engel警告说，政策制定者和行业领袖相信，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不只是业务目标，还是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企业在网络风险管理上投资有重要的商业意义，因为它们的供应链的弹性取决于网络安全。

我问Heather Engel，美国现在有各种讨论，认为美国供应链暴露出对中国的脆弱性，情况真的那么糟吗？她说，威胁真实存在，供应链的威胁对任何企业都是非常真实的。许多最近的数据安全事件都始自供应链。她提到了去年美国最大信用报告机构之一、Equifax的黑客入侵事件，它使超过1.45亿美国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成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和影响的数据安全事件，还有更早的美国百货零售商Target的用户数据消息泄露事件。

安全研究中心Ponemon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表明，56％的企业发生过供应商带来的数据安全问题。

在支持美国联邦信息系统的商业电子组件和信息系统中，中国供应商的角色举足轻重。中国直接被国会点名——供应链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政府和实体，他们指导或补贴供应商生产，制造或组装产品。

下一步是什么呢？完全不用中国供应商的产品？想想都不太可能。商业信息技术的供应链是由东亚供应商控制的国际化生意，中国是东亚诸候中的主要角色，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硬件出口商和进口商，也是计算机工作站、笔记本电脑、路由器、开关、光纤电缆和打印机的重要生产地。

（在墨西哥的萨尔蒂约，工商业活跃程度相当高，全球性的汽车巨头都在这里有相应的地理座标。图/金焱）

特朗普的败算

无论国家安全的由头多么强大，能与其有所抗衡的，是国际分工已然形成的产业链。

特朗普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多专注于营销，设计和创新，同时把业务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外包出去。通过全球供应链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扩大美国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系副教授史宗瀚对我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部分是由加工贸易驱动的——美国将一部分零部件出口到中国，在中国组装后，中国再出口到美国。按特朗普的计划，若大幅度减少中美双边贸易顺差，美国可能要迫使一些制造企业寻找其它国家进行组装，来替代中国。这种有针对性的要求几乎肯定会对跨国公司造成伤害，包括许多在中国有生产设备的美国公司。

在产业供应链上，中国投资者促进了资金的流动。有数据显示，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科技创业公司的投资额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跃升了185％。后来，美国政客坚称中国投资是用来盗取美国的高科技成果后，来自中国的资金流入骤然减少。2017年，进入美国科技创业公司的投资额比2015年的峰值下降了12％，今年相信会数额会更少。

对美国科技公司而言，他们的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从苹果、思科到高通等等，这些美国科技公司都在中国有生产线和产品。史宗瀚表示，与其设定削减赤字的目标，美国莫不如要求中国政府和企业停止所有“本土组件”的要求。

中兴是科技企业高度全球化的一个代表。中兴有8万员工，加上产业链，渠道商，整个有数十万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通讯设备全球分工程度极高，从底层芯片到系统软件、生产线上的测试工具、研发中的开发软件，都需要全球化的产品与技术。通信设备商再牛，也没有人能做到全产业链全覆盖。

因为特朗普对传统贸易理论的颠覆，使他在贸易上和中国较劲的同时，也在其它战线上开战。在和加拿大、墨西哥对北美自贸协定（NAFTA）进行了9个月的谈判后，前两天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他不能重新调整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增加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他就会退出这项协议。三方谈判的最大争议是汽车问题。

一辆车大约有3万个零件，电脑、智能手机的零部件要少很多，但也需要数百个零部件。无论汽车还是电脑、智能手机，很多零部件都不是在美国制造的。美国正在推动收紧汽车零部件原产地规则，该规则将规定一辆汽车必须拥有多少比例的当地零件，才能享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免税待遇。

NAFTA对整合北美地区的汽车生产制造和供应网络的增长有很大贡献。这我身有体会。

两年前我去墨西哥北部的萨尔蒂约（Saltillo）采访。受益于生产制造的全球化，这个城市充满了工业城市的噪杂与兴奋。它是美国和墨西哥市场的配送中心，汽车企业塑造了这座城市近90％的经济基础，汽车工业的压倒性优势使萨尔蒂约成为墨西哥最大的汽车制造中心之一，墨西哥生产制造的汽车中，37.4％的轿车和62.6％的卡车在萨尔蒂约组装，萨尔蒂约因而被称为墨西哥的底特律。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产业组主任克里斯汀·基客翟克(Kristin Dziczek)告诉我，NAFTA允许汽车生产商以最低的成本生产，降低了供应链风险，从而保证了汽车的生产制造留在北美。若没有NAFTA的存在，美国汽车工业的很大一部分将会转移到亚洲、东欧或者南美等低成本国家。不管特朗普怎样威胁，在NAFTA的前提下，供应链不断增长、相互关联，这不会轻易就被取消掉。

中国也是一样。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朱民说，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链将会影响全球的产业链，如果贸易摩擦持久化，将会引起全世界产业的转移和再造。全球化的速度史无前例，信息通讯技术现代化努力越来越依赖于私有企业与商业现货产品。这些新产品的供应链更复杂、更国际化，也有更多变数。

有学者指出，美国通过创新和生产刺激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份额，并决定了中国出口的速度和范围，这本身是中国开放进入全球一体化的结果，而不单纯是中国竞争力提高的结果。

从产业链的角度上，一方面，中美产业链的互补性都很强，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发展新的技术、与新的供应商达成合作，供应链也在不断变化。中兴、华为和联想都是这个不断变化的供应链的一部分，他们串起了我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