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对抑郁症患者说:“嗨,自己振作起来!”
2018-06-18 15: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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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

6月9日前后,如果你有打开社交媒体,你一定看到了成百上千(不,成千上万)人在讨论近日凯特·丝蓓(Kate Spade)和安东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的自杀。有些人想不明白是什么促使这两个如此成功的人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另一些人则指出,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他人的痛苦;不论一个人过着多么令人艳羡的生活,并不表示她或他就不会受到抑郁症的折磨。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Twitter上贴出了一些帮助人们探索抑郁症的书籍,其中包括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的经典著作《走出忧郁》(The Noonday Demon)。

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s):这些书探讨了什么事情会导致自杀,以及抑郁症和情绪痛苦的代价

也有很多人给出了帮助抑郁症患者的建议。

希琳·安瓦拉(Shireen Unvala):并非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能开口求助,没有抑郁症的人应该主动伸出援手,我很幸运,许多年前,我的生命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她救了我的命,你也可以为你爱的人做到这一点,(1800)-273-8255

最令我触动的是另一群人:那些患有抑郁症、并决定是时候讲出自身故事的人。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益智节目《等一下,先别说答案》(Wait, Wait, Don't Tell Me)的主持人彼得·萨加尔(Peter Sagal)就是其中一位;《今日美国》(USA Today)的专栏作者柯尔丝滕·鲍尔斯(Kirsten Powers)是另一位,两人都暗示出他们在最煎熬的日子里有过自杀的念头。

此类故事(或者说大量的此类故事)传达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抑郁症可能远比你想象得更加普遍,而有些你永远不会怀疑患有抑郁症的人(萨加尔不是以讲笑话为生吗?)也可能正经历痛苦。

这些故事也凸显了依然伴随着抑郁症的污名。对抑郁症置之不理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婚姻、工作和友情——没错,还有他/她的生命。有一种情况司空见惯,即身患抑郁症的人出于担忧或羞耻心,不敢坦承自己的病情。

抑郁症患者对自己病情的公开往往伴随很多的犹豫不决,他们需要付出有意识的努力,大声宣告抑郁症是一种疾病,而非性格缺陷。对抑郁症的污名化不仅会适得其反,而且非常危险。

我了解这些感受,因为过去几年来,我也患上了抑郁症,而对于是否该说出自己的故事,我也一直徘徊不定。现在,与那些在丝蓓和波登死后站出来的其他人一样,我终于下定了决心,下面就是我的故事。

12年前,54岁的我过着看似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我却决定要离婚。虽然对我而言,这是个正确的决定,但它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愧疚,并逐渐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抑郁,这种抑郁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对一切丧失了兴趣;我的脑子陷入了疯狂与灰暗想法的死循环,我几乎下不了床,工作一向是我生活的重心,此时却变得毫无意义。那一年的感恩节,我几乎失去了一切生活能力,甚至没法开口跟孩子们讲话。那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段有自杀念头的时期。

最终,在一位新的心理医生、一些抗焦虑药物以及即将同我离婚的"准前妻"不计前嫌的帮助下,我恢复了健康,顺利度过了第一次抑郁症发作。此前,我的人生完全跟抑郁症无缘,因此我自然地认定它是一次性的东西,过了就过了。我认为自己之所以会得病,只是因为想到要跟一个和我生儿育女、一起度过了30多年的好人离婚,整个人被压垮了。

但我错了。实际上,这段经历触发或改变了我脑子里的某样东西。三年后,我又经历了第二次发作,几年后又经历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在发作的间隙,我会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正常状态,以及较短的(我现在知道是)轻度狂躁状态,在后一种状态中,我会感觉自己势不可挡。在中年接近尾声时,我成了一名双向障碍患者。

双向情感障碍有四种发作类型:躁狂,轻躁狂,抑郁和混合发作

只是我的每一寸身体都在抗拒这个诊断,部分原因是我很害怕服用双相障碍病人的首选药物碳酸锂。(它的副作用不是会让病人停止服用它吗?)部分原因是我感到羞耻。为什么呢?我说不好,但那种感觉很真实、很强烈。

由于后来的发作没有第一次那么剧烈,我决定硬撑过去。我若无其事地去上班,当时我受聘于《纽约时报》,一周竟然还能写出两篇评论专栏。但我的思维已经出问题了,有时我会在采访时脱口而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这对我获取信息的能力毫无帮助。有时我会一连几天没有任何头绪,直到最后一刻,我不得不在截稿压力下奋笔疾书,这种状况下往往无法想得太透彻,也写不出太好的文章。

最糟糕的是,作为身患抑郁症的直接后果,我的专栏出了几个重大的事实错误,报纸不得不在后期做出更正,我也不得不做出道歉。这些错误不仅影响了我的信誉,也令人痛心地伤害了《纽约时报》评论版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错误,我的老板(他不知道我得了抑郁症)最终将我调到了体育版。

我最近的一次抑郁症发作始于2016年。虽然我认为自己能再次撑过去,但这一次,我决定向体育版的编辑坦白我的病情。我在办公室的表现很不稳定,对此,负责任的编辑并不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坚持让我休病假,回家好好养病,这样既能得到家人的帮助,又少了工作压力。

我照做了。那个夏天,我终于接受了人到中年却患上双相障碍的事实,并同意让医生给我开碳酸锂药物,我也开始告诉朋友们我得了抑郁症。两个月后,我回到办公室,同事们问我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我给出了一个从未给过的回答:我说我一直有抑郁症,我需要一段时间养病。

和太多其他人一样,抑郁症的污名让我难以向那些需要知情的人吐露实情。我现在明白了,如果当初我愿意承认自己的病情,我或许可以避免那些错误,进而和老板维持一种体面的关系。而选择隐瞒病情伤害了我的事业和一个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机构。

谢天谢地,近年来,有太多的污名已经烟消云散。过去,癌症伴随着某种污名,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同性恋也曾伴随污名,现在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情况已经大有改观。上世纪60年代,当兵也伴随着污名;如今在我们的文化中,军人已是一项光荣的职业。

过去人们总是对抑郁症患者说,你应该洒脱一点,"自己振作起来。"如今这种情况已经不多见了,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抑郁症是一种疾病,而得了抑郁症的人没法表现得更洒脱,就像得了癌症的人没法自我治愈一样。据估算,美国每年会有1600万成年人经历严重的抑郁发作,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讲出他们的故事,抑郁症的污名有望被彻底抹除,只是速度还不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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